結構補強

　　導讀：“約談”日益成為黨政機關日常工作中的一個熱詞。根據北京青年報記者統計，至少20個國務院部委開展過“約談”。
　　6月12日，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印發通知指出，對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中深化“四風”突出問題專項整治不重視的，要約談一把手。就在同一天，環保部等8部門部署2014年環保專項行動，提出對查處環境違法行為不力的，要通報批評並約談當地政府負責人。而5月底，國務院出台的兩項文件，更首次提及必要時請國務院領導同志約談省級政府主要負責人。約談到底是什麼？約談究竟如何談？
　　無處不在的約談
　　6月12日，中央紀委網站披露，內蒙古自治區紀委印發《自治區紀委實施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約談暫行辦法》。此前，海南省、湖北省已經相繼出台了紀檢監察系統領導幹部約談辦法。
　　紀委系統中的約談，最為知名。在誡勉談話之外，去年4月22日至26日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領著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成員，在5天里，分別約談了53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、紀委書記。隨後，紀委系統紛紛開展了類似的約談。就在上周，駐中科院紀檢組還集體約談了9名新任中科院分院紀檢組組長。
　　目前，除中央紀委外，包括環保部在內的多個國務院部門也設置了約談制度。北京青年報記者根據公開報道統計，國務院25個組成部門中，除國防部、司法部等少數幾個部門外，至少有20個部門都有過約談。
　　部委系統中，最早引入“約談”的是國土資源部，約談的對象是地方政府負責人。2007年開始，國土部把違法占用耕地面積比例較高、在全國排前幾名的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請到北京，彙報情況並提出解決辦法。《違反土地管理規定行為處分辦法》出台後，這種約談被視作問責的前奏。
　　約談究竟怎麼“談”
　　媒體公開報道，鮮少提及約談的具體情形，不過，從一些報道中能發現，約談一般採取的是約談人先發問或批評，約談對象表態或解釋這樣的形式。在具體約談中，有一對一的約談，也有集體約談。在約談前，被約談人也會得到具體通知。
　　中央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劉建華在被約談時，提前兩天接到約談通知，並獲知約談她的是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，地點是在中南海，時間是早上9點。
　　約談提前3分鐘開始，王岐山開門見山地說：“我今天找你來，就是想瞭解一下中央八項規定的落實情況。你就說說財政部本身落實八項規定的情況，還存在哪些問題。”劉建華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。
　　去年7月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集體約談17個中藥材專業市場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負責人。據《南方周末》的報道，在接到通知約談時，一些地方還曾提出，由市政府秘書長代表出席。但被告知如果秘書長來，那乾脆別來。最終17個地市分管藥品安全的副市長悉數到場。
　　約談從通報“不打招呼的抽查結果”開始，食藥總局副局長吳湞不僅嚴厲表態，“我們必須拿出刮骨療毒的勇氣，來一番徹底的清理整頓”，還點名要求亳州市副市長第一個發言。
　　國土資源部的約談更像是一種問責，一開始就對時任大同市市長“提出嚴厲批評”。而據媒體報道，雖然事先已經準備好稿件，時任大同市市長還是在約談前連夜改寫稿件，在約談時，拿著手寫稿檢討，手寫稿“比前一稿深刻得多”。
　　談後不改將被處理處分
　　許多領導幹部都會在約談中表決心，約談結束馬上開始的是一場整改。
　　據《中國紀檢監察報》報道，國資委紀委書記強衛東在約談結束後，馬上向國資委主要領導報告王岐山講話要求。隨後，國資委立即作出部署，繼續落實好八項規定，解決廣大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。
　　像強衛東約談後報告，地方上也有例可循。湖北省在《關於紀檢監察機關對領導幹部進行約談的暫行辦法》中就指出，約談對象應當根據對其實施約談的紀檢監察機關的要求，就約談情況在本單位黨組織民主生活會上進行報告。
　　更為重要的是約談後的整改。新疆自治區環保廳曾就環境問題約談4區縣負責人，環保廳負責人指出，環保部門將在整改限期屆滿後對被約談縣區進行回訪。對仍然沒有進行有效整改的縣區，將啟動問責機制，追究縣區政府相關責任人的責任。
　　已出台的約談辦法中，約談後的整改也直接與問責掛鉤。《海南省紀檢監察系統領導幹部約談辦法》明確要求，把約談對象整改落實情況納入紀檢監察機關績效考評內容；對未認真落實整改要求的，予以批評教育並督促限期整改。發現約談對象涉嫌違紀違法的，轉有關部門調查處理。湖北省的辦法則指出，對拒不改正的，按照相關規定和程序予以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。
　　釋疑
　　“約談” 誰跟誰談？
　　在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於川看來，這些約談可以大致分為兩種，一種發生於行政系統內部，是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約談，比如國務院領導人對地方政府負責人的約談。另外一種是政府機關對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組織的約談，比如發改委對汽車企業、化工企業的約談，這是行政管理主體對行政管理對象的約談，屬於行政指導行為。
　　是否有問題才被“約談”？
　　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薑明安用四種情況概述目前約談的情形：第一種是個人沒有問題，像中央紀委去年4月開始的談話，是對領導幹部的普遍談話，就某一個問題大範圍約談幹部；第二種是個人有問題，但問題並不是很嚴重，這時給予約談是警示性的；第三種是已經確定有問題要問責，但是並不清楚問題的具體情況，通過約談讓約談對象老老實實把問題講出來，以確定具體的問責方式；第四種是已經問責了，屬於問責後約談，是要求約談對象認真改正錯誤，正確對待組織處理。
　　分析
　　約談是積極行政的表現
　　為何約談越來越多？人民大學法學教授莫於川表示，約談越用越多，實際上是一種積極行政的表現。他指出，過去，呈現的是一種懶政的狀態，“不出事就沒人管”，但現在約談的出現，更多要求在有苗頭的時候，積極作為。他認為，不管是行政監督，還是行政指導，約談都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社會秩序不受到嚴重侵害，起的是一種“保安”作用。
　　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，這與約談本身的特性也有關。“約談比較簡單靈活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警示和約束的作用。”
　　莊德水指出，現在的幹部考核越來越多，大氣治理、反腐很多工作都要考核官員，但在幹部管理體制中，考核不合格就直接免職未免過於嚴厲。“一個地方執行不力，並不是領導一個人的問題，有的時候是一些制度性的問題，有些時候是一些觀念性的問題，能夠用一些約談方式進行提醒，以觀後效，效果會更好。”
　　他表示，約談也有一定的威懾力，因為是上級對下級談話，有權力行使的方向，是上級對下級的一種監督方式，一種提醒，有一定的強制性，比其他人更有約束力。
　　莊德水認為，隨著中國體制的改革和公共服務的提升，約談會被更多地運用到公共管理中。
　　應修訂規定規範約談
　　莊德水指出，“約談是個好機制，但要防止濫用。”他認為，約談應該是介於監督和問責之間的方式。他指出：“是不是可以在以後的問責條例中明確約談的性質和作用？比如約談和一般性的問責有哪些本質性的區別？約談到底是不是問責的一種？如果是，程度具體是什麼樣的？還是約談只是一種前置性的措施，約談不成，才會問責？”
　　他表示，“被約談表示工作不力，能夠起到威懾作用，但是約談不能上升到問責，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。約談後如果沒有行政處分，只是監督、督促的作用，問責應該是具有強制力的措施，更註重具體處分以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措施，責令辭職、引咎辭職、免職等才是問責手段。”
　　莊德水認為，應該在談話、約談、問責之間劃一個明確的界限，明確它們不能相互替代，以及可能產生的威懾力。他建議通過修訂黨政幹部條例，對約談的方式、手段、途徑、範圍進行規定。
　　薑明安也認為，需要對約談的主體、約談的情形、約談的性質、約談程序問題以及約談的效果都進行具體規定。他表示，用黨內規定的形式規範，就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。
　　本版文/本報記者 鄒春霞　　（原標題：國務院至少20個部委開展約談）